次日，陈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陈某抢劫案）。

如何行动，即如何在对个案的处理中实现预设的规范，本文将通过探讨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对此予以回答。恩吉施是在案件比较意义上言说等置的：把具体拟判案件与由法律的行为构成认为是无疑的一类案件进行等置，他把等置称为原本的推论。

下图所展示的只是大体的、简化了的等置的一般路径，但每一步都不是孤立发生的，确定事实与寻找规范标准通过等置才成为可能，它起着把事实与规范联系起来的作用。〔17〕姑且不论它们离反映了前提与结论之间有必然性联系的严格意义上的推理相去多远，又是如何消解概念之间的界限，仅从法律应用的全过程看，均难以用无论多么宽泛的推理来概括。进一步的追问是，为何立法者不事先避免事实与规范关系不对称，而使二者之间相适应，不让司法者去进行法律发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社会生活变幻无常，法律的调整不可能毫无疏漏，所以要发现法律，这是一种客观不能说。它们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漏洞。〔22〕Engisch，LogischeStudienzurGesetzesanwendung，3 Aufl.1963，S.19，26。

但框架性的法律判断过程图式的存在是必要的，它一方面起着降低判断过程的复杂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为经验的和诠释学的等等思考的光临构筑了安身之处。与法律适用一样，它也关涉确定事实行为，寻找规范标准（行为构成）。据此，在当代中国，出现了一种在一个主权国家中，没有统一的法律体系，多种法系风格并存，各法域适用不同法律的复合局面。

是故，东亚普通法不存在独立特行的根基。自上世纪初法国比较法学家朗贝尔( Lambert) 首倡建立文明人类的共同法 ( droit commun de l ＇humanitecivilisee) 以来，东西方的及西方两大法系的法律互相借鉴，差别正日益缩小，法系的界线日渐模糊。它既可能是空间范围，又可能是成员范围，还可能是时间范围。在主权意义上，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是一个国家，即中国，也只能存在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范围包括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但对台湾尚未行使治权。

在历史上，中世纪欧洲曾诸法林立，且不在主权意义上的一个国家里。台湾法律分宪法、行政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事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七类。

其最主要内容为: 法治建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立法、司法和执法机关必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5]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组织上，一是通过各部门内部的党组织，如党委或党组，二是通过共产党的一个职能部门政法委员会来实现。首先是清末修律以来中国法律的持续西方化。见前引[6]，第伍52－伍60页。

原有的640 章条例和1160 项附属立法只有24 项未被采用，它们在内容和体例上与英国制定法大致相同，如香港《货品售卖条例》与英国《1979 年货物买卖法》 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沿用了英国在货物买卖中售卖和售卖协议的分类。[28]详见俞荣根:《正本清源 折中融西——重建新的中华法系》，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 年第2 期，第5－8页。以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论，三种传统中西方两大法系的占十之六七，马克思主义的占十之二三， 中国传统的不足十分之一。检察院的设置与法院大体相同，各级法院和检察院也与各级政府的级别相对应。

注释： [1]［荷兰］马丁W.海塞林克:《新的欧洲法律文化》，魏磊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14]参见朱景文:当代中国立法中的法律移植，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87－96页。

沟通理性是一种透过反复论辩的民主沟通程序，以达成真理共识的理性。[4]16 世纪中叶以后，澳门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葡国对澳门实行殖民管治。

尽管它要解决的治国安邦、定分止争问题是普适的，但解决的方式却是那个时代的。此外，在国家宣布战争状态或进入紧急状态时，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的需要，中央有权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门实施。法域( legal unit) 指特定的法律适用范围。[26]关于中华法系的特质，除正文总结的多数人的共识外，较近的还可见张晋藩:《中华法系特点再认识》，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 期，第47－52页。三是通过世贸组织的DSB(贸易争端解决机构)争端解决机制。四是通过国际法院依据自愿原则接受管辖和强制管辖。

[6]其中民法源于1931 年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法典》，该法典共分为五编，当时主要借鉴德、日、瑞士等国的民法典，但在法典中，尤在亲属和继承两编中保留了一些中华法系的传统，如典权制度，指定继承，婚约。[26]它以统一的传统中国文化为基础，[27]即便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具有多元性，它是华夏文化不断吸收相邻他族的文化的产物，但与当代中国现存的兼具西方文化和传统中国文化的情形大不一样，两者所依凭的价值基础和法律理念大不相同。

这种沟通理性是对暴力的否定和超越，现成为法律的正当性的来源之一。中国法圈，三法系四法域，法理一体，诚然正合物有万种，道理为一，同一本质显现为形色各异的事物，千差万殊的事物的本质又为同一，即中国宋明理学倡导的理一分殊之一元论哲学。

法律的全球化又推动了司法全球化，其实现途径主要有:一是各国间的司法协助。检察系统为行政机关，最高法院检察署，高等法院检察处和地方法院检察处，均隶属于行政院所属的法务部。

[16]参见蔡定剑:《关于前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建国以来法学重大事件研究》，载《法学》1999年第3期，第2－6页;王志华:《苏联法影响中国法的几点思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95－100页。因而，四地不同的法律将长期并存，由此带来的管辖权问题; 法律适用问题; 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司法协助问题) ，即法律冲突要解决的任务，早已为四地法学界和司法界关注并作出应对，本文无意讨论和提出如何解决法律冲突的具体方法，而欲尝试寻找处理四地法律之间关系的根本之策。不过，考虑到未来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中央有权对附件三所列法律作出增减，这是国家统一和主权的体现。当代中国法律继承了传统法律文化的某些部分: 重视亲情关系的法律调整; 重视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 重视民间纠纷的调处解决，[17]如现行的调解制度是对中国历史上无讼思想和延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继承和发扬，它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形式，一直是解决纠纷的机制之一。

首先是法源，一般认为，判例法及遵循先例为英美法系的精髓，殊不知德国的人格权法多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创立。[12] (三) 混合三种法律传统的内地法 内地以宪法为首的法律体系，在意识形态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对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均有明确宣示:香港基本法第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见范忠信，尤陈俊，翟文喆编：《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 陈顾远法律史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7、540－550页。

[28]无论如何总结中华法系，是以西方两大法系反观中华法系进行负面的批判，还是对它予以中性的描述，抑或开扬出其积极的价值，[29]与当代中国法关连不大。关键词：中国法圈|一国四法|法律文化 引言：当代中国法的一二三四 世界的法律地图常与主权国家地图相佐。

澳门的终审权属于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检察院的任务主要是提起和参与各类司法诉讼，其中主要是刑事诉讼，也参与民事诉讼、劳动诉讼以及行政诉讼。中国古代法律在汉朝以后逐渐儒家化，以礼入法，实现了儒法合流。强调法治建设必须服务大局，围绕中心工作展开; 推进的方法有时是运动式的集中突击，在平时辅以说服教育，树立榜样，注重综合管理。

据香港和澳门基本法，香港和澳门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但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29]参见王涛:《中华法系研究的后现代话语检视》，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4期，第173－174页。

这一新的中国法圈有三个支点。[32]内地法规定十八周岁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周岁以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台湾的标准分别为二十周岁和七周岁。

所谓晚清修律是清朝末年以西方法律为蓝本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改造的官方运动，后来，无论是民国时期( 1911 － 1949)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当然前后30 年有所断裂) ，中国法律在形式与实质方面，都大量地借鉴和移植西方现代法律中的理念、体系、制度、概念、术语等。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